叫花子皇帝道光，其实是反腐斗士
——《史记》中的马屁97
阿元
说完以秦始皇帝的能耐，也没有战胜腐败的例子之后，咱们再说大家印象里的坏皇帝，他们也反腐倡廉，但啥用也没有的例子。
在一般人的想法里，签订第一个卖国条约的大清道光皇帝，是个昏君，是个混蛋。比如说阎崇年教授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里，就说道光皇上“无知无勇”，意思是他啥也不是。但实际上道光皇帝表现还是不错的，起码他敢禁烟，而且还是个反腐斗士。
道光皇帝反腐的措施，和朱元璋只知道杀人不一样，充满了儒家文化的味道。
儒家文化不是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吗？不是强调以身作则吗？不是说什么上行下效吗？道光皇帝就把“清正廉洁”从自身做起。
道光年间，大清财政年收入6000万两白银左右。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他老人家的年薪应该是6000万两白银。但是道光爷居然把自己打扮成叫花子，穿补丁衣服去上朝。
据说道光皇上想吃冰糖肘子，一问御膳房，竟然要五十两银子，皇上只好作罢；道光皇上想喝碗粉汤，内务府的回复是，若做那样的粉汤，得盖一厨房，需经费六万两，若常年喝，还得再加经费一万五，吓得道光再也不敢说粉汤的事了。
当时，皇上穿补丁衣服，大臣们赶紧跟上，在自己的膝盖上缝块圆绸布当作补丁。身为一个皇上，关心一碗汤、一个补丁的价格，因价高而不敢吃一盘冰糖肘子，实在是天朝历史上百年不遇的荣光。
余秋雨先生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的：“朝中大臣竞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的说法，显然没有理解道光皇帝的苦心。人家那是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用榜样的力量，树大清帝国清正廉洁的新风尚。
此外，道光皇帝反腐倡廉的措施，也深得儒家文化的精义。
子曾经曰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制度、法律来管理人，人民只是为了免于刑罚而服从，并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用礼制去统一百姓的言行，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就守规矩了。
道光即位之初，就按着孔子的伟大思想，对他的臣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谆谆教导。他亲笔写了个三字巨匾：“清、慎、勤”，希望能引导大臣们走上勤政廉洁之路。发表了《声色货利论》，希望大家不要迷于声色，常人迷之，害身，君主迷之，害天下。
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夏，道光皇帝又写了一篇《御制慎德堂记》，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贵看成是受之无愧的，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见的东西看得很珍贵，一丝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任意挥霍呢？
按理说，道光皇帝做的已经足够好了。不仅自己身立得正，还按着儒家文化的光辉思想，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腐倡廉教育，他的臣子们是不是都上行下效，清正廉洁蔚然成风了呢？当然不可能。
道光皇帝的所有举措，既得利益集国只用了几个小花招，就把它又变成来钱的道了，对反腐倡廉毫无影响。
比如说道光皇帝的补丁，《春明梦录》记载了这么个故事。说有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道光帝一眼就瞥见了他膝盖上打了补丁，忙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三思之后，顺嘴说了句三两。
三两银子什么概念，当时的农民一家一年的生活费，只有二两银子。但更让道光皇帝生气的是，他补一条裤子要一千两银子。大臣三两能补一条，我这里咋就要一千两呢？
振怒之下，道光皇帝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一顿，指责其补一块补丁报销了上千两银子，简直丧尽天良，欺人太甚。
按说皇帝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内务府大臣应该吓的屁滚尿流才对。更何况你干坏事都让皇帝抓到小辫子了，还不得承认错误，痛哭流涕地求皇帝饶命吗？
但道光皇帝失望了，人家内务府大臣理直气壮。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高自然。而且，您的裤子是普通的裤子吗？您那是湖绉，是浙江湖州产的一种丝织品。为了补这条裤子，俺们剪了几百匹湖绉，才对上花纹儿的，所以，您看最后补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的费用也不低……
什么？运块补丁还带了保镖！道光帝都听傻了。
那是自然，万一裤子丢了，皇上怪罪下来，我们的小命儿不得玩儿完吗？大运河鲁西南段儿治安不好，不得不防。内务府大臣从容应答，而且越说越有理，一幅言之凿凿的样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也无言以对。
内务府大臣接着说:“所以，一千多两银子根本不贵。皇上要是嫌贵，以后咱就在北京补，不去苏州，按说内务府的织造处也能补，不过最近内务府快成清水衙门了，织造处的好工匠也走得差不多了，手艺高低您老可得迁就些。
道光皇帝一听，连忙摆手，心里说以后俺再也不敢麻烦你们了。咋办呢？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吧。打这起道光再有缝缝补补的活儿，就找后宫的嫔妃干，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尽管手艺差点儿，但不用花费啊。而且，龙袍一穿，里面的裤子补丁啥样也看不出来不是。
仔细一研究，道光皇帝的补丁，也是被内务府忽悠出来的。《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是一个月换一套衣服。一个月就能穿出补丁的衣服，是麻线编的吗？何况道光皇帝走道坐车，又啥啥活不干，好好的衣服，一个月就能出窟窿？骗小孩子也没人信啊？但道光不能不信，因为他的衣服不到一个月就破（否则一个月换一件衣服，就用不着补了。），不补不行。
好好的衣服为啥会破呢？皇家织造府的手艺这么差吗？当然不可能。事实应该是，皇帝的每做一件衣服内务府都能吃着回扣，所以再结实的衣服，几天就得破。不破，内务府的官儿们到哪去挣钱呢？
事后，谨小慎微的曹振镛后悔不迭，几次想到内务府去解释一番，又无法张嘴。所以，当道光皇帝向他咨询鸡蛋多少钱一个时，这位曹大人死活不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既怕说出后得罪内务府，又怕道光帝发誓再也不吃鸡蛋，甚至鸡都让后宫去养。
道光的另一个减少浪费、消除腐败的措施，也就是停止各省的进贡，也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无疾而终。
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50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更何况下边的贪官污吏们，在为皇帝进贡的时候，是有大把利益可以捞的。就像宋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一样，进贡给皇帝的东西，不得多准备点吗？皇帝要一个苹果，下边的官吏能占上几百亩果园；皇帝要一根针，至少霸占几座钢铁厂。那么多出来的东西归谁了呢？和缝一块补丁所要的一千银银子一样，被既得利益集团吃了回扣了。
所以道光皇帝虽然下令停止进贡，但各级官员们为了有利可图，照常往大内里送。当然，人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
于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皇帝给别人东西就赏赐，收别人的东西叫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
为啥一提内务府道光就蔫了呢？因为内务府下手太黑。一块补丁一千两银子，如果让他们去买那些原本是贡品的东西，那得花多少钱啊？
贡品削减不了，道光帝只能再次往自己身上下刀子，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另一个著名的节俭皇帝崇祯是40万两）。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除穿带补丁的又服外，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
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至于公主出嫁，费用不得超过二千两白银。额驸（驸马）家对皇家的聘礼也须相应减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额驸家应进的“九九礼”则干脆免掉，这样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顿招待额驸的筵席开支。后来，道光心疼自己养大的闺女白送了人，又恢复了“九九礼”，但改为象征性的“羊九只”，依然不设宴，把羊收下后赶到御膳房，与客人寒暄几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公历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表面上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致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但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但实际上，上行下效这个词在反腐倡廉上失灵了；孔老夫子的“其身正，不令则行”也不好使了。
为了证明道光时期腐败成风，咱们还得拿清官说话，这个清官还是林则徐。
道光甲午（183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偶感不适，就换了便服只身来到名医徐养恬的诊所就医。徐养恬询问病状，林则徐答：每一闭眼就见有人来送东西，饮食如常。有的医生认为是疑难病症，治亦不效。养恬诊其脉曰：是痰也，但从脉象看是大贵之人，为何不对呢（林则徐身着便服，不象权贵之人）？林则徐笑曰：“真良医也。”药方未等写完，林则徐的仆从已经跟踪而来。
林则徐为啥说徐养恬是良医呢？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升官了。所以徐养恬一说他是大贵之人，证明人家眼光厉害。
一个清官，要升官之前的梦都是有人送礼，可见当时的腐败已经到了啥样的程度。
那么说林则徐收礼，是不是冤枉他了呢？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在张集馨担任陕西督粮道期间，陕西巡抚（一把手）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我们知道，林则徐写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名联，他也确实如此身体力行了。这样的好官收不收陋规？据张集馨记载，那一年由于灾荒，停征军粮，“而督抚将军陋规如常支送，”以至陕西粮道深感困难。所谓督抚，指的是陕甘总督和陕西巡抚。这就分明告诉我们：林则徐也和大家一样收陋规。
还有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这其中就有林则徐。
“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腐败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还有一个故事，宴席上有一个客人起身上厕所，见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追问这是何故？原来刚才所吃的一盘猪脯，就是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的肉。这种猪脯的制作方法更是闻所未闻：将这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要用几十只猪，才能供一盘猪脯。据说这样打死的猪，其精华集中于脊背，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其余的肉都腥恶失味，不能再吃。
还有当时鹅掌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将鹅圈在铁笼里，笼下点着炭火，鹅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集中于两掌，每一席所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鹅，而割去鹅掌后，全鹅弃之无用。还有一道菜叫鱼羹，取鲜活的大鲤鱼几十尾，倒悬于梁上，下承烧得沸腾的水锅，敲碎鱼头，鱼血滴入锅中，鱼尚未死，为蒸汽所逼，摇头摆尾，一刻不停，鱼血直到滴尽为止，锅中红丝一缕一缕连绵不绝，厨师撩血调羹，而全鱼就直接扔掉了……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当然更不可能。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
这是明着指责道光皇帝了。但道光皇帝的本心和出发点都是好的，但他的理论依据错了。虽然某些事确实是会上行下效的，但涉及到巨大利益的时候，“其身正不令则行”纯粹是句废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