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晓东(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目前，全球新冠疫情仍然没有看到末日的曙光。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一方面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人类预见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在现实层面向中国的医学教育、医学科学和技术创新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对于这一挑战，迄今为止，中国医学各领域人才都给予了最佳回应，这不能不令人回想起上世纪90年代全国范围内以促进多科融合为目标的医学教育院校调整。当下正当年的医务工作者，其知识结构恰好形成于20多年前。

上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在全面计划经济背景下，基于亚当·斯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在全国范围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其主要方向就是建立单科性院校。其中，医学方面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北京大学医学院脱离北京大学，独立建院并更名为北京医学院，直属原卫生部。

本世纪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曾对中国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单科性医科院校需要与综合性大学合并，提出过两个洞见（详见《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

首先，这种合并是医学发展本身的需要，也将为生物科技等技术创新提供重要原动力。他曾表示，医学的进步和现代化越来越依靠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依靠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技术，依靠电子信息和精密机械仪器等技术的发展，同时，生物科技、电子信息、精密机械仪器等技术的发展，必然要深入到人体科学的研究和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否则也难以有所突破。 “因此，可以说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合则双赢，分则俱败。”

其次，现代医学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他表示，作为一个高素质、高水平的医务工作者，需要有哲学、伦理、社会、心理、文化、语言文字、法律、经济、管理、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和素养。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在教育部、原卫生部和各地方政府“强力”主导下，约47所单科性医学院校与综合性或者多科大学合并，或者与其他高校合并为多科性大学。其中包括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与浙江医科大学合并、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合并、上海交通大学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并，等等。其中，虽有少数高校合并后表现并不如预期那么明显，但就整体而言，很多高校医学生的基础课得到加强、通识教育得以真正实现，知识面得以扩展。医学生整体知识结构的改善为当下成功应对疫情挑战提供了合格的人才支撑。

2020年9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以医学创新人才培养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挑战的战略目标和举措，其中核心就是“强力”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文件特别提出，“加快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培养……设置交叉学科，促进医工、医理、医文学科交叉融合，推进‘医学+X’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创新拔尖人才培养”。

在20年前单科性医学院校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些地方由于观念以及其他原因，并未参与进来，这导致这些单科性医学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实现“医学+X”，将面临找到X学科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为理科和工程学科发展提供健康需求动力，本地区一流大学的发展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减缓，其典型就是天津市、山西省和北京市。

例如，天津市教委曾经立项“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战略研究”课题。其实，如果将天津医科大学与天津大学合并，将天津中医药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就可以迅速、显著地促进天津市四所高校的发展，也为未来“医学+X”打破院校壁垒提供更为丰富和方便的可能。当然，仅天津市教委本身是无法完成以上任务的。“强力”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需要天津市、教育部和卫健委的“强力”支持。

在山西，山西医科大学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教育质量高，但是要实现“医学+X”，也面临找到X学科的重重困难。如何促成山西医科大学与太原理工大学的合并，同样也成为山西省的战略性任务。

在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是北京市属高校，如果要实现“医学+X”，也面临找到X学科的重重困难。虽有重重阻力，但仍旧期待北京市政府向上海市政府学习，“强力”促成首都医科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合并。

可以说，“强力”推进医科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当前仍有未完成的任务。一些单科性医学院校还需与综合性大学合并，为当地高校的发展、为医学教育的创新发展开辟未来。